儒家“智”的意蕴与价值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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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作为儒家“五常”之一，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孔子首先将“智”视为君子必备的品德之一：“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中庸》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将“仁、智、勇”三者并称为“三达德”。“达”即“大”的意思。此后，孟子又提出“仁、义、礼、智”四德，后世学者把“仁、义、礼、智”称为“四基德”。至汉代董仲舒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汉书·董仲舒傳》）。无论是“三达德”“四基德”还是“五常”的说法，“智”都在其中，这表明“智”在中国传统道德谱系中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它无疑是儒家乃至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在“五常”中，“智”的意义与价值最难理解，故本文做一浅显的解释，意在为当今的文化传承助力。

一、儒家“智”之意蕴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知、智义同”，“古智、知通用”。也就是说在古代，“智”和“知”意义基本相同，常常互相假借。“智”或“知”的基本意思是认识、知道、辨别，聪明、智慧，谋略、见识、知识，等等，核心意思是认识、明白，具体包括认识社会、认识自我、明辨是非、厘清善恶等方面。周德丰和李承福两位学者在《仁义礼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智”的概念可以用现今流行的“理性”一词加以解读、诠释。如以理性概念诠释，则中国古代哲人的理性可分为“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古圣先贤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视的，不过有的偏重于知识理性，有的偏重于道德理性，有的则兼而有之。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的理性从总体上说是“道德理性”，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才被称为“道德型文化”。儒家文化尤其是这样！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中，“智”首先被视为一种道德品质、道德规范，其含义主要是指对道德的认识，即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和道德知识的积累。

孔子常以“不惑”解释“智”，《论语》中有两处记载。《论语·子罕》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这里，“不惑”就是不迷惑、不疑惑。那么，“不惑”于什么？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各自为解，不必刻板以求。但联系《论语·为政》中所讲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一语，可知孔子所谓的“不惑”主要是由于“知礼”“知命”，即知书达理懂人事，了悟人生的命运，进而懂得做人的道理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从而行事能够不迷惑。也如赵馥洁先生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所言：“‘不惑’指智者明达道义，知己知人，对于是非、善恶、厉害，能分析判断，并处事得宜，不为复杂事物所迷乱。”由此可知，孔子所谓的“智”，主要是道德认知或曰“道德理性”。

在儒家学派中，对“智”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孟子。孟子认为“智”是人固有的善性之一，它和仁、义、礼共同构成人的善性。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所谓“是非之心”，即对是非的分辨识别意识，“智”就是对是非的辨识、判断。孟子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智的主要内容是懂得仁义的道理而不违背它。由此看来，孟子所谓的“是非”主要指“仁”与“不仁”、“义”与“不义”，而他所谓的“智”就是对“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的分辨、辨别和判断。通过分辨，达到守是去非、坚守仁义的目的。这样，孟子的“智”无疑也属于道德认知或曰“道德理性”，不包含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知。毋宁说，孟子首次明确肯定了“智”的道德价值地位。

荀子继承了孔孟的“智”的思想，也主张“是是非非谓之知（智）”（《荀子·修身》）、“知（智）者明于事，达于数”（《荀子·大略》）。但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所谓的“智”不仅仅是道德之知，还包括知识之知，比如他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意思是，人生而具有的认识事物的能力称为知觉，知觉和所认识的事物相符合称为智慧。正因为“智”并非仅指道德而言，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智。“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荀子·性恶》）但荀子在阐述圣人、士君子、小人、役夫各自智慧的特点时，显然具有明显的道德评判倾向，他说：“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荀子·性恶》）实际上，荀子一直认为圣人、大儒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知通统类”，即通晓各类事物的基本法则，掌握各种知识的纲领原则。《荀子·儒效》载：“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是大儒者也”;“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而圣人、大儒能够“知通统类”，是就道德完美者所拥有的人生智慧而言，而不是从知识技能方面所作出的判断。质言之，荀子把“知通统类”视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条件。

总而言之，儒家的“智”主要指道德知识而非自然知识，其所知之对象主要是“知命”“知道”“知人”“知世”“知礼”“知仁”“知义”等等，其目的在于形成道德判断。

二、“尊德性”与“道问学”——“智德”形成的两种途径

如上所述，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智”主要是一个道德范畴，意即“智”主要是指道德认识、道德智慧、道德修养，故而我们称之为道德之智，简称“智德”。而关于道德的认识，在儒家那里主要有两种基本看法。一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先验的，即与生俱来的，先天就有的。如孟子所谓的人天生就具有“四端”，将之“扩而充之”，就形成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格。所以，道德属于“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它们本来就在人性之中，人们可以通过道德体验、道德直觉来认识和把握人的道德本性。二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后天的，人们只有经过不断地学习、教育、训练，才会有道德知识，才会判断、明了、区分是非善恶，并正确待人处事，遵守社会规范，增进自己的德性等等。荀子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道德认识不是先天固有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都是圣人总结治世经验之后制定的。人们之所以有道德，是后天学习和接受社会教化的结果。在他看来，人们的理智对道德判断与选择至关重要。简言之，儒家关于道德认识和道德智慧有两种类别，一种是先天的本性禀赋，一种是后天的学习、教育、实践。郭齐勇先生在《中国儒学之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庸》整合了关于道德认识、道德智慧、道德修养的两种类别或途径，又结合价值目标，把道德之‘智’精辟概括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笔者看来，郭齐勇先生的这种概括甚是精当，故本人借鉴这一观点，将道德之“智”的获取途径概括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