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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春社散后，亲族及乡人之间，只欢洽了几天。等心绪平复，便渐渐生出许多嫌隙。这家说那家社日拿去的是酸酒，损王家颜面；那家说这家舍不得肉，只带了些腌菜酱瓜去，惹乡人嘲笑；这家又嫌乡人酒浊菜劣，那家又说乡人无礼，敬酒竟不知年齿高低，乱了礼序……总之，几乎每家都能寻到一两处不满不快来。心宽的还好，心窄的，甚至为你笑了我一句、他瞅了我一眼，而引起口角。
王驭只能一一去开解，难免招致一些怨责，甚而说他如此卖力，是贪得族长之位。王驭一向不爱计较，只能笑着摇头叹息，这时才回想起当年读史曾读到，隋朝长孙平掌管大家族，曾言：“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唐朝时，张公艺做大族之长，高宗曾向他问治家之道，张公艺老泪纵横，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字。
不过，王驭也并不灰心。他早已深悉私心难去、公心难聚，更何况族中人心溃散多年，想要团拢回来，哪里有那般容易？他想了许久，想到一条：众亲族离心离德，是由于忘了根本。
亲族们口上都自称是三槐子孙，可心底里其实已经不信。有些是自惭沦落不敢信，一些是自恨无能不忍信，另一些则是自甘卑庸不肯信。而年少一代，则只将三槐往事当古话逸闻，至多羡叹一番，哪里会信？人若是连自家祖宗根脉都不信，心怎能凝到一处？
王驭想到一个主意：拜祖。
王家后代中，最有声誉的是二房宰相王旦之孙王巩，能诗善画，与苏东坡是至交好友。王巩在汴京东门外修造了王家宗祠，曾请苏东坡题写《三槐堂铭》。那宗祠中立有王旦神道碑，碑额上是仁宗皇帝亲书“全德元老之碑”，碑文则由欧阳修奉旨撰写。率领子弟去那宗祠祭拜，自然能想见祖宗荣耀。
王驭又去和王铁尺、王佛手商议，两人都赞这主意好。那时宗子王豪又出门远行，他们便自作主张，分头去说动亲族，清明一同赴汴京祭祖。可襄邑到汴京有二百多里地，路途不近，又费钱粮。王驭虽善于劝诱人，可落到钱财上，万句甘言，难敌一文小钱。大半亲族都不肯去，只有几家愿往。
王驭三人又商议，虽然总共只有十来人，却也不算少。这十来人去汴京祭过祖，回来必定要讲给众人听。听了的，必定有动心的。到来年，愿去的必定又会增多。
于是，他们于寒食前一天动身，各自背着干粮，一起徒步前往汴京。路上行了三天，虽然有些劳累，但年轻子弟们眼见着一路上风物越来越繁盛，都极新奇振奋。等到了京城，便越发惊叹不已。
他们在汴河虹桥两岸寻了一圈，最后在河北湾的崔家客店要了间通铺房挤着住。那晚便没再吃干粮，几家咬牙凑了些钱，一起去了东水门内孙羊正店，挤坐了一桌，点了些软羊、炒羊、羊脂韭饼、石肚羹，众人美食了一顿。那些年轻子弟何曾见过这等金贵、这等鲜肥？全都涨红了脸，个个吃成了烧羊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