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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列娜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列宁格勒团zhōngyāng执行委员会只是在调查她所谓“官僚主义作风”、“在工作中，尤其是在提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上，奉行资产阶级的基因论。”
“资产阶级的基因论”问题，就是由李森科提出来的，他在生物遗传学上推崇米丘林的观点，而把托马斯·摩尔根所提出的遗传基因理论归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当初乌斯坚科便是因为不赞同这种看法，而被投进监狱的。
既然“资产阶级的基因论”是生物遗传学上的东西，至少是科学领域的东西，那又是怎么跟瓦列娜扯上关系的呢？揪根问底，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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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测了一下，那天捡到我稿件的戈尔杰伊，很可能去找过瓦列娜，要嘛就是从瓦列娜身边的人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情况，总而言之，他是了解到瓦列娜对我的看法以及她限制我向报刊投稿的态度。了解了这些东西，下面的事情戈尔杰伊便很好cāo作了，我的那篇稿子本身质量的确很高，理论上的东西不说高屋建瓴吧，至少在贴合实际的情况下，还有一些拔高的水平，而且又迎合了时下的政治主题。
尽管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国家对文化层面的东西卡的比较紧了，但莫斯科对那些能够把握住政治主旋律，同时还懂得在适当的范围内加以发挥、拓展的，有较高政治修养的知识分子，还是很重视的，这种人经常会被破格提拔。一个最生动的例子：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另外，还有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瓦列娜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我设置障碍，不允许我投稿，不允许我向苏联人民发表我在理论学习中的收获，这难道还不是用官僚主义的作风迫害同志吗？她认为曾经犯过错误，就成了永远的罪人，没有悔改的可能，这难道还不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基因论论调吗？从严格的意识上说，戈尔杰伊将这两个帽子扣到她头上，还是很有道理的，也不算是完全的污蔑她。
这年头，苏联的政权体系内讲原则，甚至讲原则讲到近乎苛刻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即便说这样的人占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绝大部分，我也会相信。讲原则的瓦列娜遇上了不讲原则戈尔杰伊，两人的第一回合交锋，以瓦列娜的完败落下帷幕，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两人的上面，还有一大堆讲原则的人。
犯了错误，就要接受处罚，这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戈尔杰伊找错了“证人”，我从没想过要给他这样一个人当枪使，一旦这件事我做了，将会成为我个人档案中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将来戈尔杰伊倒霉的时候，我势必也要被牵扯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