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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
贯穿于一九七八年始终的，是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它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很久以后，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而在日后的几年中，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日后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折冲百回，曲线前行，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而此时的范无病，正在抓着一张报纸发愣。
一张新发行不久的《人民日报》，很普通的一张报纸，上面照例是政治挂帅社论满篇，不过引起了范无病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时效性新闻，而是位于报纸的第三版上的一篇长篇报道，“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在这篇文字当中，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范无病的心里面颇不平静。
自打*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猪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一九七八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性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舆论阵地上面的斗争更显得锋芒毕露，丝毫不逊于其他方面。
